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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拓展综合配套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市政协委员建言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2018-10-26 来源:联合时报   

  10月18日,市政协召开“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情况”专题通报会。

  2014年至2017年,上海作为全国首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城市,严格按照中央顶层设计,结合地方实际,积极探索推进以司法责任制改革为重点的第一阶段改革工作,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和改革成果。

  司法体制改革涉及面广、综合性强,必须在综合配套整体推进上下功夫,进一步拓展改革的深度和广度。经中央批准,2017年8月,上海率先开展了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目前改革进展顺利,形成了100多项制度性成果,并为全国提供了一批新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其中,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法官、检察官助理和书记员职务序列等改革举措已全面落地;法院、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有序推进,全市34家基层院内设机构普遍精简三分之一;上海金融法院揭牌成立;检察官全程监督考核系统在基层部署应用;刑事案件智能辅助系统研发应用取得明显进展,公安一线办案更加规范;公安改革综合试点工作全面深化;司法鉴定、律师制度等改革全面提速。

  通报会上,在听取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陈寅通报有关情况后,委员们认为,上海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着力提升司法办案质效、着力解决案多人少矛盾、着力推动司法人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着力优化法治环境,取得了明显成效。胡光、高富平、邹甫文、白江等市政协委员围绕完善法官、检察官培养遴选制度,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提升办案效率,全力破解执行难等发表了意见建议。

  选优才:培育前置拓展遴选

  市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君悦律师事务所主任胡光的发言开门见山:“应尽早谋划建立优秀法官的培育和遴选体系。”他认为,司法改革的核心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审者裁判、判者负责,是司法责任制的主要表现,而“这一切最终的落脚点和责任人都是法官”。实行员额制之后,目前,法官主要是从助理法官中选拔,而从律师及其他法律职业共同体,包括法学院校教师、专家中遴选的数量相当少。

  胡光从高校法律专业学生培养说起,“可发起设立一个上海法官、检察官培养基金”,这个培养基金向上海和全国其他知名法学院开放申请,可以包括老师,但更主要的是面向学生,“就是那些立志于未来成为法官的学生”,要设计与司法体系紧密对接的课程,同时向这些学生优先提供赴各级法院实习的机会。助理法官的培训考核也要足够的重视,他们不仅影响现有的案件审理,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入额法官的素养。此外,应进一步加大对律师队伍中遴选法官、检察官的力度,特别是一些非常资深的律师,有着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他们中不乏想在五六十岁成为法官的。“选拔这样的优秀律师等到司法实务一线工作,有利于发挥他们的职业优势和专业特长,提升司法工作的整体水平,有利于推进法官、检察官业务水平的提高。”

  “我就是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2015年从高校法学教职岗位上经考试遴选成为一名检察官的。”市政协委员、市检察二分院公诉处检察官白江说。

  2015年4月,市高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通过多家媒体发布了公开选任高级法官、高级检察官的公告,曾在长宁区检察院挂职锻炼过一年的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白江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报名参加选任,实现“真正到司法一线工作”的愿望。他始终认为,法官、检察官是一种知识密集型的职业,不仅要有处理具体问题的实践能力,同时要求具有理论功底。如今,在从事司法实践的同时,白江继续进行着司法理论研究。他认为,上海建立了从优秀律师、法律学者等中公开选拔法官、检察官的制度,给的司法队伍输送了新鲜力量。但由于招录条件中年龄要求等方面的限制,仍使部分有志于审判和检察事业的优秀人才未能进入法官、检察官队伍,“应研究完善相关政策,继续积极推进从优秀学者、律师及其他法律工作者中遴选法官、检察官的工作,为上海司法环境改善、司法水平提升做出努力。”白江说。

  通信息:切实打造“智能司法”

  在司法体制改革中,上海开始尝试建立智能司法辅助系统,以“大数据”协助法官、检察官办案,防止“类案不同判”等问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的发展,为司法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创造了条件,也为解决司法改革中“放权而不放任”、保证办案质量、对审判权和检察权运行进行监管等重要问题提供了科学手段。

  市政协委员、华东政法大学财产法研究院院长高富平认为,从司法实践看,切实打造“智能司法”,还需进一步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更加广泛、通达、高效的信息共享。这样,不仅能够切实提高司法的质效,还会通过信息公开及“阳光司法”,在打破“信息孤岛”的前提下,一些目前尚未得到充分遏制的非法行为,例如虚假诉讼等,也有望得到有效破解。高富平以破解“执行难”为例,“银行、财产登记机关等信息与司法机关对接共享,无疑能提升案件执行的效率,也是改善司法运行效率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高富平的观点得到了市政协委员、上海百汇律师事务所邹甫文的呼应。她认为,“案多人少”“执行难”等短板对新技术的引进提出了需求,信息化技术对于审判、检务和司法辅助性的工作来说,就是解放了生产力,有助于决策管理的能力提升,审判和管理的各个环节做到全程留痕,责任分配也会更加明确。她建议,进一步完善执行网络查控系统建设,提升执行流程管理系统智能化水平,实现执行案件自动查询财产、有财产案件自动提醒处置、结案自动校验等。

  白江认为,大数据、人工智能最终还是要为人所用,应以人为本。他提醒,信息化技术在司法实践及在改革的运用中要注意一些问题,比如,技术与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等“人”的融合,技术与司法程序的融合等。

  提效率,各种路径“案结事了”

  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突出,从两年多前起,包括上海在内的部分地区开展了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实现认罪认罚案件快速办理。“案结事了”,这是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的必然要求和有效方式,有利于在确保司法公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司法效率。

  白江说,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深化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构建科学刑事诉讼体系的需要。对认罪认罚案件依法从简、从快、从宽处理,有利于推动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层次化改造。根据刑事被告人认罪与否、案件难易、刑罚轻重等情况,探索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有序衔接、繁简分流的多层次诉讼制度体系,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他建议,积极推进这项工作,节约司法成本,为完善刑事诉讼程序制度提供了实践基础。

  根据相关规定,为确保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邹甫文希望,进一步规范审前程序,让律师进行监督,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实现,防止出现冤枉好人、放错坏人的情况。同时,应强化审查机制,防止被迫认罪、替人定罪的现象发生。

  胡光认为,商事仲裁是高效解决民间纠纷,节省司法资源的重要手段,公正、高效、一流的商事仲裁是上海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应有之义,在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中,上海应该在这方面积极进取。目前上海各仲裁机构的运作现状与国际一流城市的通行做法和标准尚有差距。国际上知名的仲裁机构如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大多属于非营利机构,即仲裁机构本身并不营利,当事人缴纳的案件仲裁费绝大部分作为专业服务报酬向仲裁员支付,而具有较高专业能力和知名度与公信力的专业人士参与到这些国际仲裁机构中,继而促进了所在城市软实力和良好营商环境的发展。

  胡光建议,上海商事仲裁机构应尽快完成国际化和非营利化的定位与转型,促进打造上海国际最高标准营商环境,并探索进一步开放和建立多元化的民间仲裁体系。